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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说: 最初由李宅向金山进发途中看到支那人的尸体时。总有异常的感觉,但渐渐看到大量的尸体,就习以为常了。此时的感觉就如在内地看到狗的遗骸一样。 杀人,或者说抹杀中国人的生命权,是第十军在中国的最严重犯罪,其他“军风纪”问题,直至中支那方面军、上海派遣军、第十军的建制撤消,行将回国之前,同样也很严重。如2月15日日记中有: 塚本法务官到,听取南京方面事件的状况。特别是接受了天野中尉强奸事件的详细报告。……各方面强奸事件频频发生,对之如何防止是应特别研究的问题。 以上所见种种,对辩明小川在东京审判所说未闻日军犯罪可谓釜底抽薪,是最有力的反证。虽然,我们不能将小川之例无限夸张,断言当时类似的证据都是有意作伪,但小川——包括饭沼——证词和日记的相反记载,至少可以证明东京审判时与小川和饭沼相同的那些证词不合实情。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上一页下一页 9.被称为南京大屠杀象征的百人斩案是不是媒体的编造 南京大屠杀在日本受到广泛关注始自上世纪70年代,其直接起因是本多胜一1971年8月末起至12月在《朝日新闻》连载发表的《中国之旅》。本多作为《朝日新闻》的记者,1971年获准来华,6至7月份连续40天,先后访问了广州、长沙、北京、沈阳、抚顺、鞍山、唐山、济南、南京、上海等地。本多每到一处,都要寻访日军暴行的旧迹和幸存的受害人,《中国之旅》即是他此行的记录。由于本多的严厉批判,加上《朝日新闻》的特别影响力,“南京大屠杀”成了日本大众不得不面对的一个现实,也使持反对所谓“东京审判史观”者不能自安,由此为推动力,形成了一波强于一波的否定南京大屠杀的汹涌浪潮。第一个站出来“批驳”本多胜一的是铃木明。1972年,他在日本右翼重镇《诸君!》4月号发表了《“南京大屠杀”之谜》(下简为《谜》)。次年铃木的论集也以此为题名。“谜”之谓。从那时以后被与汉字“虚构”同观,并成了完全否定“南京大屠杀”的“虚构派”的通名。《谜》向《中国之旅》提出的第一个挑战便是“百人斩”杀人竞赛。“百人斩”是指上海派遣军第十六师团步兵第九联队第三大队副官野田毅少尉和同大队步兵炮小队长向井敏明少尉在日本进攻南京途中的杀人比赛。此一比赛在当时即有大名,两人因此而在战后被南京军事法庭判处死刑。《谜》认为,“百人斩”是媒体的编造,实无此事。日本左右两翼因此展开了激烈的论辩。洞富雄以后的日本“大屠杀派”第一人藤原彰去世前在回答有关问卷时说:此事“是作为战斗中的勇武传制作的,但可以认为杀过不抵抗的俘虏”。如果将这个回答作为论辩的一个结果,此事就“义理”言,至今仍可谓各执一端(所谓“杀过”俘虏);就本事而言,则不能不说已让虚构派胜出了一筹(所谓“制作”)。日本“大屠杀派”中迄今距原来观点最近的本多胜一也说:“用日本刀‘试斩’和屠杀俘虏,在当时中国是日本官兵的家常便饭。因偶尔表面化,M和N(指向井和野田)被处刑,对于二人来说。确有值得同情之处。”虽不否认“试斩”,但对“比赛”本身也倾向于认为是媒体编造。 因此事是所谓南京大屠杀的“象征性事件”,更重要的是因为有关的讨论确实还有未尽之意。所以我以为消极地退让,承认“百人斩”是媒体制作的“勇武传”,在今天至少还为时尚早。如果对战时《东京日日新闻》的报道冷静地加以分析,其实并不难看到“报道”对“事实”的“润色”。就“报道”而言,在当时歇斯底里的环境里,向着“勇武传”方向的扩大几乎无法避免:再而三(《东京日日新闻》说,共从头开始了三次)地比赛“杀敌”,自己毫发无损。这种话不仅过于“勇武”,而且已近于神话。但正好在本多的《中国之旅》连载时,有个叫志志目彰的人在月刊《中国》1971年12月号上发表了一篇非常重要的回忆。志志目回顾事发不久野田毅回到故乡小学时曾对他说过这样一段话: 乡土出身的勇士啦,百人斩竞赛的勇士啦,报上写得都是我。……实际突击中杀的只有四、五人,…… 对着占领了的敌人的战壕,“你来,你来”(原为中国语——引者)叫着,支那兵都是傻瓜,渐渐的都出来过来了。让他们排着,然后左一个,右一个斩…… 得到“百人斩”的评价,实际几乎都是这样斩的…… 这一回忆连否定百人斩议论中“论证”最为“详细”的山本七平也不能不承认是“准确度非常高的证言”。如果配上今天仍存于世的大量砍杀束手俘虏的照片,我们可以透过《东京日日新闻》的夸张报道,看到野田毅(向井敏明也可以推求)杀的只是如他本人所说的放下武器的。傻瓜”。杀人而非杀敌,真相若此,似乎过于平淡,却更可见日军的有悖人伦。 对日本右翼的周讷,我在《再论“百人斩”》中进行了辨析,具体论证请参拙文。我的结论是:日本“虚构派”号称的内在、外缘两方面的“证明”,——“日本刀”的所谓“物理局限”有悖事实自不必说——即便全部属实。也完全不足以动摇战时“百人斩”的记载。我这样说并不是相信战时的记载字字为真,因为既然取肯定“百人斩”的立场,对战时记载的审视就只能更严。我只是说在大量杀人这一关节点上,“百人斩”仍无可怀疑。站在受害者的立场上。所谓“同情”固然绝不能为人接受,即使以外在于感情的“学术”来衡量,“百人斩”也远未被推翻,所以,从任何意义上说,这一阵地都不应、也不必轻易地放弃。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上一页下一页 二 1.屠杀人数认定的歧见有没有客观原因 有关南京被屠杀人数的争论,大致说来有两个方向,一是战死和屠杀的区别,一是死亡的绝对人数。这两个方向又互有交错。如虚构派否认屠杀。但并不否认战死,像前引大井满所谓“无限地接近于0”,指的是所谓“非法屠杀”,而不包括战死;屠杀派强调屠杀,但在被屠杀人数的计算上包括战死。日本三派对屠杀人数认定的巨大差别,除了在本文下篇开始提及的“立场”原因,主要是第一手材料的缺乏和混乱。日本有关屠杀和尸体的记录并不在少数,但没有任何统计材料;西方人士为数不少的各类暴行记录、尤其是其中的屠杀人数记录,规模也十分有限。所以对人数的认定惟赖中国材料。本文的论述对象是日本史料已一如文题所示,但因人数问题是“南 京事件”所有争持中的最大争点,不宜省略,仍有论述的必要。 我曾经在《日军屠杀令研究》的最后一节中从数字改变不了性质、昔年掩埋的尸体在数十年中已风化殒灭、当时即有大量尸体被推人长江、传世的第一手材料极不完全等角度,说过屠杀人数只具有次要的意义(后因考虑到这一问题在时下南京大屠杀研究中所处的中心位置,觉得在一篇不同题旨的论文中附带谈论不够慎重,所以在投出时删去了此节)。我这样说当然是考虑了解决这一问题所面临的客观限制,但这样说的出发点还在于:对这一问题的过分强调不利于研究的深入。日本虚构派长期在数字上作文章固属无谓纠缠,但多于或少于标志性数字改变不了屠杀的性质则确是无庸置疑的。然而,这决不是说被杀人数问题已无关轻重。 日本对被杀人数有大相径庭的各种观点,这些观点都号称出自于有据的“考证”。大致说来,“虚构”主张,上世纪80年代及以前主要以亲身涉案者及媒体从业员为代表。前者如田中正明、山本七平,后者如铃木明、阿罗健一等;90年代后至今天除了小林しのち,等各色人等,更多的活跃人物为学院中的“学者”,如东中野修道、藤冈信胜、渡部升一以及最近崭露头角的北村稔。 比较起“虚构”的主张,中间派对被杀人数的认定,其是对事件的评价。有一较宽的幅度。如主张“非法”被杀人数在数千至一万余的所谓“小屠杀派”,亩本正己、板仓由明圆等人的观点与虚构派已十分接近,樱井ちして实际所起的作用更已形同虚构派最大的代言人。而主张非法被杀人数在约4万的“中屠杀派”秦郁彦,则曾有与屠杀派“一致”的一面。由于秦氏的情况有一定特殊性,有必要稍作交代。秦氏在“昭和史”特别是“日中战争”研究领域作过广泛工作,近年虽和屠杀派渐行渐远,但在相当一段时间他的主要论敌是虚构派,他在南京大屠杀方面的代表作《南京事件》的基本观点迄今也未作改动。比如他在反对虚构派对数字纠缠时说: 有人甚至篡改第一手资料,硬说“南京没有‘大屠杀’”,有人只计较中国政府坚持的。三十万人”“四十万人”的象征性数字。如果美国的反日团体说教科书中记载的原子弹爆炸死者数(实数至今仍不明确)“过多”或“虚构”而开始抗议,被害者会是什么感觉呢?数字上容或有各种议论,而在南京由日本军犯下的大量的屠杀和各种非法行为则是不可动摇的事实,笔者作为日本人的一员,对中国人民从内心表示道欺。 这一“态度”可谓与屠杀派甚近而与虚构派绝远。 屠杀派对人数的认定有从最大化估量的洞富雄起的“二十万以上”到10万余的级差。但与中间派不同,屠杀派在人数上看法的区别,只是对材料的证明力判断不一,对大屠杀性质的认识并无不同。 前几年日本右翼代表性刊物《诸君!》曾作过一次问卷调查,其中第一项即为人数,现将该问答抄述于下:(见本文第39页附表) 虚构派与其他两派的不同在于基本不承认东京审判和南京审判时公诉方提出的证据,尤其不承认中方调查和证言的客观性。中间派与屠杀派的不同,粗疏地说在于在多大程度上承认红十字会掩埋报告和是否承认崇善堂等的掩埋活动及鲁甦等的目击证言。 从证据的角度说,在所有中国有关屠杀的文献、证言中唯一未被完全否定的证据是红十字会的埋尸报告。原因一是报告出自事发当时,二是日军特务班对红十字会埋尸活动提供了财政支援,日本也保留了一定的记录(如当事人丸山进的证言)。但对红十字会的埋尸活动如何看,各派解读有所不同。虚构派不承认所埋尸体出自屠杀,中间派与虚构派一样,认为因向日军特务班计件领酬,红十字会报告有虚增的水分。对其他埋葬活动,特别是埋葬人数最多(11万余)的崇善堂,除了屠杀派,虚构派、中间派都概不予承认。虚构派挑剔的无稽,我在前引拙著中已从多方面辩明。不过,从另一方面说,这不是说依据现有材料人数问题已一劳永逸地获致了解决。以崇善堂而言,一,有关统计出自战后,事发时堂事负责人周一渔的汽车配件请求补助呈文今虽仍存,但不能反映掩埋情况;二,埋葬统计本身也不能说已完全没有疑问。目击证言同样,如鲁甦所说他在上元门大茅洞避难“亲见敌人”屠杀及。断绝饮食,冻饿死”57418人,精确计出如此庞大的数字,从物理上说似也不可能。东京审判之所以在屠杀人数的认定上较大幅度的少于南京审判,日本屠杀派认定的人数之所以少于我们的标志性数字。这是最主要的原因。 2.日军暴行有没有量的边界 日本虚构派多年来不断提出日军暴行的“反证”,在此谨举一例。田中正明曾以下列“感谢信”说明在日军进驻后“难民区”的“安泰”。其信谓: 计开 贮藏兽肉拾箱,糖拾包,盐鱼拾箱,大豆白绞油拾箱,食盐拾包,饼干贰拾箱承蒙 舰长携带食物多种赏赐难民,足征舰长阁下恩典隆渥异常,无任感谢比良舰长赏赐世界红十字会下关分会宝塔桥第一收容所 平和街世界红十字会难民收容所主任陈汉森 昭和十三年新正月二日 对此我在《日本右翼南京大屠杀论著平议》中说:“日军比良号炮舰舰长土井申二中佐‘自告奋勇确保该地区(指下关附近的宝塔桥街——引者)的整顿’。宝塔桥街在土井治下被改为日式名‘平和’(此词虽源出中国,但其时所本则是日本义),陈主任不仅明奉‘昭和’为正朔,而且所谓‘赏赐’,所谓‘恩典隆渥异常’,不独毫无自尊可言。让人看到的只是亡国之民的辛酸。虽然我们不能要求难民们不食赍来之食,我们也没有必要指责陈汉森们被发左衽,我们甚至可以不论土井——日军的缩影——的动机和行为只是为了建立‘满洲国’式的殖民地,但‘平和街’收容所以至整个南京的难民之成为饥民以至饿殍,完全是由日军造成的事实,总不能忽略不顾吧。” 从事、理两方面逐一辩驳虚构派的此类“证据”,近年成了我的“日课”。不过在此举出此例不是为了再次辩诬。而是想提请注意:以往我们论及南京大屠杀。只有见人就杀的向井敏明、野田毅那样的食人生番,土井申二式的软性征服者长期以来未纳入我们的视野。从最大处着眼,我们当 澳门携程网官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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